但这种铜钱存世数量实在太少,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在介绍材料中说“传世仅两枚”(都在该博物馆内)并不确切,而且这两枚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出土的,张伯行等清代钱币收藏家不可能看见过,事实上今天能够找到线索、传承有序的“高昌吉利”铜钱,大约有50枚左右,除了吐鲁番博物馆藏这两枚,其他几乎都能在晚清收藏家的各种笔记、著述中找到线索。

  高昌虽是个地方性政权,许多对历史不感兴趣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它曾经的存在,但在其200多年历史上却经历过好几个朝代的更迭,最早可上溯到北魏,最晚则可推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(公元640年),君主的姓氏则先后有沮渠氏、阚氏、马氏、麴氏四姓,究竟这种“高昌吉利”是哪个“高昌”所铸造,从清代开始收藏家们就争论不休。

  这还不算,到了民国,又有许多名家认为,高昌在当时属于落后地区,既没有必要、也没有技术条件铸造如此精美的铜币,不仅如此,出土的“高昌吉利”铜钱数量如此稀少,且品相几乎都保存得十分完好,仿佛没有用过一般,这是很不寻常的,因此有人认为,“高昌吉利”四个字未必代表“高昌国”的钱币,而很可能不过是“厌胜钱”常见的吉祥话,因此这些铜钱可能是五代十国甚至明朝铸造的。

  数量稀少且没有流通痕迹,表明这些“高昌吉利”并非一般铜钱,这个推断是符合逻辑的,但就此认定其为“厌胜钱”则根据不足,因为“厌胜钱”系民间私铸,不能流通,一般而言都比较粗糙,而“高昌吉利”却厚重精美,是铜钱中的佳品,更可能系官方发行的纪念币或镇库钱。至于“高昌落后造不出这么好的钱”、“新疆用不上铜钱”则更是偏见和臆断——比高昌更早的焉耆、更落后的突骑施等,都在本土制造、发行和使用过“孔方兄”,而地处西域最东端、和中原联系最密切的高昌国,又凭什么独独不可以呢?

  1973年,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,出土了一枚“高昌吉利”铜钱,由于该墓保存十分完整,毫无盗挖痕迹,且同时出土的墓志铭显示,墓葬时间为唐贞观十六年(公元642年),此时距离高昌被唐朝吞并为“高昌县”仅仅两年而已。

  这枚“高昌吉利”铜钱,就是前面提到的、新疆吐鲁番博物馆保存两枚中的一枚,由于此次出土,围绕“高昌吉利”铜钱的两个最关键悬疑不攻自破——首先,这种铜钱确乎是新疆地区的“土产”,而非“姓名偶合”的内地“厌胜钱”;其次,这枚铜钱的“生日”不会晚于公元642年,因此绝不会是什么五代十国钱,更不可能是明朝钱。陶短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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